按：以下文章經聯繫作者同意轉載，特此說明。
平生風義兼師友——懷念張暉
維舟（作者系張暉同學兼好友）
3月15日清早07:49，張暉夫人張霖從北京打來電話。寒暄幾句後，她再難克制，哽咽著告訴我：張暉快不行了。她說，你也不用來了，北京這裡好多朋友幫忙，Suda懷胎六月，一個人帶小毛，你還是照顧好他們吧，我就是告訴你一聲，你也別和她說，免動胎氣。
掛上電話我仍然腦中一片空白。我甚至連“節哀”都忘了說。到後陽臺定了定神後，我和家裡簡短交代了下，往包裡塞了兩件襯衣先出門，在路上收到Suda發來的短信：能最快到北京的只有11:30的飛機，高鐵預計會晚到1個小時。我從來沒有感到高空航行如此煎熬，因為我害怕他就在自己沒有信號的那兩個半小時裡，無聲無息地走了。
在 一萬米 的高空，我遮住臉，任眼淚簌簌落下來。
我認識張暉已有二十一年。兩人同歲、1992年夏考入同一所高中、同班、同樣住讀、且是前後桌（雖然是隔壁宿舍）。我們都是農村孩子，在十五歲進高中之前，我從未去過島的東部，他也從沒到過縣城以西的上沙；並不奇怪，我們之間最初的話題是崇明島各地的印象、口音差異以及各自的少年經歷。
他自幼早慧，按年歲他原應低我一屆（11月生日），但那時羡慕大孩子能背書包上學，哭鬧著也要去；因為姑夫是小學校長，才容他提前入學。小時他喜歡聽廣播裡的評話、小說，也喜歡文史，但十一二歲時大病一場，搶救過來後人似乎也遲鈍了點，加上初中環境不同，對文史的興趣慢慢就淡了，高一和我聊起時還常感慨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的初中班主任俞成對他一直青眼有加，俞老師很有才情，不幸當年填錯志願，抱恨不已；語文老師金長庚擅長隸書，但他對書法也並無興趣。進初中後他長期只是班上的十幾名，到初三才擠進前三，最後一次終於考了全班第一，隨後在全縣尖子生選拔賽上，成為他們全班唯一直升崇明中學的學生。
他對初中母校感情不深，原因是覺得自己受了不少冤屈——這一點和他爺爺、父親相似，他們也性格剛直（日記1993.9.2，下引日記均為我本人日記）。他曾無故被從一等獎學金拉到二等。學校管理又極嚴，他有次參加直升生會議，僅遲到了一小會兒，便被校長罵得狗血淋頭。入團也很遲，他們學校入團還要考試，他考得很好，卻還是入不了，似乎是有人為了挫他的“傲氣”，最後是在俞老師的極力爭取下才取得的。
如果有人在那時預言他將成為古典文學方面的優秀學者，可能連他本人都不大會相信。事實上，在整個高中時期，他成績最突出的倒是數學——高一第一學期期末考試的成績，他以94分的成績在數學這一科上列全班第一，高考時他數學127分，也高出另三科一截；張暉起初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冷峻、邏輯思考清晰的理科生，除了歷史科優異外其它各科發展較均衡；不像我是個偏科的文科生。但入學半年後，在高一的寒假，他身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寒假來後，我感覺他已變了——他變得無限熱衷於文學。……他一天到晚地捧文學書、語文書，他總是詢問關於古典詩詞的東西。他和我變得沉默了，他把時間全用上去了。”（日記1993.5.6）
他最初的興趣點是古典詩詞。那時我把自己密密麻麻手抄的約三千首唐宋詩詞的本子借給他，他過了兩三個月後才還給我。這一興趣經久不衰，之所以是詩詞，乃因它極凝練，每個字都可以反復讀，而那時要得到一本書並不易，雖然那時也勉力找到了《詞學》、《唐宋詞十七講》、《靈溪詞說》、《淮海居士長短句》等來看，但仍有盲人摸象之感。當時我覺得，想理解詩詞難易，最好自己也寫寫試試。然而我們這兩個鄉下少年既無人指點，又找不到相關書籍，於是以最原始的方法實行：兩人開始一字字復原平仄，試圖照貓畫虎，但多數情況下只是把字數填夠而已；因而他最初總是偷偷寫，不給任何人看。直到高三我才偶爾弄到一本很舊的龍榆生著《唐宋詞格律》，兩人如獲至寶，翻來覆去地看，事實上，即便在高考前夕最緊張的關頭，我們都沒有停止填詞——我在高考前最後一次填詞是7月1日，六天後就開始高考。在這個過程中，對如何組織字詞逐漸有了感受，慢慢寫得像樣了一點（因而更加“悔其少作”），這也是後來他對龍榆生興趣的最初起源。
與此同時，從高一下半學期開始，他沉迷於《紅樓夢》，為此極力搜羅紅學著作；對錢鍾書《談藝錄》和《管錐編》的研讀大略也始於此時。要得到這些書不容易，因而兩人經常去學校圖書館，不方便借的時候就抄書；同時從雜誌上瞭解動態及應該閱讀什麼書目（主要是《文學遺產》和《古典文學知識》）。想看又看不到的書，就照著書後版權頁上的出版社位址寫信過去，詢問有無相應書籍——通常得到答覆後即便沒有庫存，也會隨寄一份郵購書目過來。這種辦法最初可能源自我們的另一個共同興趣：集火花，因為那時鄉下尚未普及液化灶，還都使用火柴。我們都曾給大理、長沙的火柴廠寫信，有時十塊錢就能買到好幾百張火花。到高二高三時，三不五時就會有他的郵包到（因為寄到鄉下家裡太不便，有時會在村裡耽擱很久）。有一次他買了一本北京三聯出的線裝本《槐聚詩存》，薄薄一百來頁定價32元，那時一本三百頁的書通常也不超過10塊錢，看到他咬牙買這樣“駭人”高價的書，令全班都印象深刻；那時我就覺得他如果不為經濟問題困擾，“日後當有所成”（日記1994.11.4）。
因為得來不易，他非常愛書，起初把每本書都包上書皮——直至他的書多到再也包不過來為止。高二有次我去他家時借了本《滄桑豔》（丁傳靖注，陳生璽箋釋），那時我們對明清之際的亂世都很感興趣，而此書中相關資料極多，我來不及抄，就用鉛筆劃在要點下，待回家後抄寫。結果還書時他發現後一聲不吭地拿橡皮使勁擦，某些地方我擅自更正書中印刷的錯別字，他也埋怨我不該自以為是。到高三時，隨著校圖書室開架及週末去縣圖書館越來越多，我們又陸續發現了許多南明史的書，從司徒琳、顧誠各自撰述的《南明史》、柳亞子編次的《南明史綱》，到《永曆實錄》、《先王實錄校注》。其中最打動我們的是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
那段時間我們都貪婪地大量閱讀課外書籍，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我的興趣更為分散，尤其高二時看了一些現當代文學（特別是張承志和顧城）和外國文學；他則對此毫無興趣，除填詩作詞外，對文學創作也無興致（高中時他並不以作文好著稱，他並非文人才子形象，而一直是精確、思辨的學者氣質），甚至對宋代以前的古代史和古典文學的興趣也不高，剛進大二時他來函說自己一直在考慮將來專業方向“現已決定學習唐以下文學：宋-->近代”，其根由在高中即已埋下。那時我們的語文老師曾對我說，她覺得張暉“有點奇怪”，他語文成績平平，但和別人不同，他交上來的週記有時像是學術劄記，而不是類似“記一件有意義的事”。事實上，班上不少同學或許也是這麼看他的，到高二下半學期，全班盡人皆知張暉迷戀紅學、錢學與古典詩詞。前兩者後來在他治學中隱而不顯，但他從中卻學到了很多方法論。
到高二，我們倆的成績都出現了一定波動，但並未就此“收心”。雖然都清楚這些對考試幾乎毫無助益，但這種興趣如此強烈，以至於難以壓抑，在某種程度上它甚至成了一個減壓閥——在應對考試之外閱讀這些課外書，並不是“增加”的負擔，倒更像是換腦休息。從高二起，我們在假期裡開始以文言文通信——他先起頭，但最初也不無遊戲意味。我們那時的語文老師水準不高（有次她說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寫的是金兵南下遇到史可法），這也使得我們只能依賴自學；由於完全沒有參照，我們都以為這就是自然的狀態，似乎本該如此，而內心深處又無法確定自己究竟處於什麼水準。這使他高考前填報南京大學中文系時一直惴惴不安，他說自己如果僥倖入選後，大概屬於中等偏下。
儘管對自我評價嚴苛，但他評價他人倒是常常冷峻、公正而坦率。高二時一次辯論，我方輸了，他則認為對方四辯“氣質、風度、口才之類”都比我好（1993.11.23日記）；另一次一個同學問他，我是否可能成為“大文豪”，他斷然回答：“不大可能！”（1994.7.5日記）。在我沉迷於現代詩的時候，他告誡我“作文水準在上升，語文能力在下降”。我語文成績雖不弱，但至遲到高三頭上，他已取代我成為全班公認的古典文學方面最權威、準確的解釋者。不必諱言，在那激烈的競爭環境中，我們之間既有相互督促、也有相互競爭，不過二十多年來，我們從未因學術之外的問題爭吵過。
因為平常沉默寡言，他常予人冷峻木訥的印象。但熟知他的人都清楚，他其實極易相處，而內心極為豐富，是所謂“熱水瓶性格”。有次他穿了件灰色的風衣，同學看上去像“大灰狼”，他也哈哈笑，從此這（以及衍生而來的“老灰”）就變成了他的外號；另一次同學看香港電影時發現某個角色像他，回來戲稱他“大圈仔”，他也笑納——多年後在香港，電話裡他還笑著說：“如今真成了大圈仔。”他喜歡真誠樸實的人，待人也如是。不時還有些冷幽默。高二時第一次去他家，從鎮上下車後往東走了好一程還沒到，我有點沉不住氣，問：“你家房子什麼樣子的？”他不動聲色地指著右前方不遠處一棟說：“就跟這棟差不多。”——事後很快發現那就是他家（1993.11.13日記）。又一次夜自修時，他問：“溜到外面去，老師要是查起來，有什麼說法應付？”我隨口說了幾個，他笑說：“那好，我們出去吧。”兩人便在小花園裡土山的竹亭裡聊到深夜（1993.9.2日記）。雖然身材高大，但其實常有孩子氣的舉動，坐在我後面時，課上還會用筆戳我後背或踢踢我椅子。又喜歡吃零食，生病了托我們帶飯，單子上寫的卻常是杏仁、話梅、可樂之類。上大學後，他也常笑著說起南大的老師“可愛”、“不失赤子之心”，他之所以格外看重這些，大概由於他本人也正如此。
和有些學校不同，崇明中學我們那屆直到高三畢業都未分班，直到高考前四個月半才正式要求每個人確定選加科目（3＋1），但即便確定之後，三門主課仍按原班級上課，只有加的這一門才另外上課。因而雖然平時競爭極其激烈，學業重負，但至少一些同學之間的感情一直很好。在那個黃梅雨季，高考的壓力、前途未卜的迷茫、青春謝幕的感傷……這一切同時達到高潮，久久不散。
那時我和他都是全年段九個班級400多人中選加歷史的僅有四人之一。因此最後半年上歷史課時，老師第一堂課先問：“我倒是要問問你們，為什麼要選歷史？為了你們四人，害得我還要備課。”其中一個女生說，因為她覺得歷史可能容易考一點，她另外三門更差——這可能也是實話，不過好像讓張暉聽了似乎有點生氣，搖了搖頭。
和所有人一樣，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那時他的理想是去出版社（尤其他心目中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編輯，班主任覺得他考復旦歷史系分到出版社應該沒問題，但告誡他出版業不景氣；他父母雖然向來開明，得知他想繼續深造文史，其父也說了一句：“你要是考中文系、歷史系，那我們栽培你多年的錢也都扔進冷水缸裡了。”不過父親考慮了 一兩 天後仍尊重了他的願望，認為“在冷門上做出成就，比在熱門上庸碌無為要好”。家裡的諒解讓他歉疚，他是獨子，清楚家境一般，自己這般“任性”的後果如何。輾轉反惻之下，一度他竟曾想放棄去考政法科，不過他又說到南京後“不買書叫我怎麼活”；甚至說如果有了後人，也一定還是讓他學文史（1995.3.8日記）。不過奇怪的是，他從未動搖去南京的念頭，即便他那時認為自己將在異鄉相當獨孤——結果，這個預言最終沒落在他身上，倒是落在我頭上。
最終，他還是選定了南京大學中文系。我則選了復旦中文系，原因之一是那一年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只招兩人，我們都覺得恐怕不會這麼巧剛好選中我倆。想好之後，他不再猶豫，他對父母心懷歉疚，但幾乎把這看作了自己人生的宿命。2003年底，我到香港，他那時正在香港科大讀博士，兩人沒有時間會面，就在電話裡聊了三個小時。他說，到香港後令他感動的一點是：正因為香港是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所以很多來讀文史類博士的人，都是絕了別的念頭才來讀的。他在說這些的時候，我覺得他是在說自己。
高考的結果，他如願以償；我則一敗塗地，被調去廈門大學讀廣告——當時第四志願填廈大，原因之一也在於他的勸說：“去那也不錯，鄭朝宗先生在那！”他那時鑽研錢鍾書著作，對率先提出“錢學”的鄭朝宗也“愛屋及烏”。直到如今，我內心深處實際上一直隱隱將他視為走上了另一條人生道路的自己。那原本是我人生的另一種可能。在最後那個夏天的狂歡之後，剩下的是無盡荒涼。臨別時，我對他說：“真個‘如今俱是異鄉人’了。”他也有些感傷，回了我句：“醒來知是夢，不勝悲。”這兩句都出自那時讀過的韋莊詞，那個“夢”，既是謝幕的一段青春期，後來看，也是一個理想。
他進南京大學時正逢第一期文科強化班，文史哲打通來教，教授們極為重視。第一堂課程千帆、周勛初、卞孝萱、張宏生、張伯偉、莫礪鋒等各位先生一一登臺自我介紹，昔日在書刊上只見其名的海內著名學者，一旦都在眼前。臺上老師在黑板上寫下自己名字，台下新生紛紛提筆記下，只有張暉端坐不動，有人問：“你怎麼不記？”他很吃驚：“這還用得著記？”對他而言這早已是耳熟能詳的名字。國內高中與大學教育脫節嚴重，而他則一直是在以讀大學的方式讀高中，比很多人都更自覺地做好了準備——他甚至一直以為那是最基本的素養，這也是他此前低估自己的原因。寒假回島相見，他說，你信不信，南大讀中文歷史的新生，不少人上大學前看過的課外書不超過十本；不知道“譚其驤”名字的大有人在，更別說“季龍師”這樣的稱呼了。他說，許多人對海內外學者十分生疏，“有一陣子我在宿舍裡每天晚上滔滔不絕地談文史及名家，他們幾乎聽傻了。”
南大的同學都很好，大二寒假回來，他住我家，一整個晚上都在談自己在大學的老師和同學，把他們挨個介紹，形容得個個可愛，一直講到淩晨四五點，儼然把我看作是他們班的編外成員。他說很想帶我認識他們每個人——我沒想到第一次見到他的這些同學，竟是多年後在他的遺體之前。不過在古典文學的學術上，他當時頗有“獨學無友”之感，在來信中說“有同學而無同志”。而我，那時經歷重創之後，陷入了長久的抑鬱和自我懷疑之中，原先自己為之驕傲的東西，此刻一文不值，甚至被目為怪誕。他說，那時真該勸你也考南大——後來南大中文系在上海實際錄取了三個人，而另兩個女生“高考分數都比你低”。他起初還只是試探性地問我“你以後還準備考研麼？”既而說深知我家裡不大會同意我放棄熱門專業而考中文系研究生，勸我不如也像個新聞系的樣子“活活潑潑”，但他並未放棄，後來幾年越來越不含蓄地鼓動我考研考到南大去。然而我那時對自己喪失了自信，又知家境清貧，父母很難供養，最終還是決定先去工作養活自己。這一直是個使他失望的決定。
大學回島的假期裡，我把自己家裡的《清詩話》、《請清詩選》、《靈溪詞說》等都送給他，他說：“你留著吧，你也要看。”我說：“這些以後對你比對我更有用了。”他默默收下。他察覺到我有放棄的念頭，不過仍然不斷地給我寄書，有一次竟讓張宏生先生題簽了《江湖詩派研究》寄過來。進大學後他讀書越發不可收拾。大一暑假回家打電話給他，才知他回來兩個星期，別說“足不出戶”，連樓也不下，有時吃飯都要叫他幾遍才下來，甚至抬到他樓上書房去吃。老同學楊敏有時約他出來玩牌，他說正忙，楊敏啐道：“呸！看書還忙！”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入學後深知治學之難，“昔日不知深淺，臧否人物，今日才知即一小小成績，皆需獅子搏兔之力，方可成之，弟此生不求多少創見，縫縫補補足矣”（1997.4來函），“弟本愚鈍之人，欲成一二，須下苦功。唯身邊無知己，極苦悶也”（1997.10來函），“本學期來，弟在孝萱先生指點下開始讀史……弟獨學無友，雖間有所得而欲告無人，每長歎息，哀你我之分處兩地也。”（1997.3來函）
從當時的跡象看，他大一時對紅學的興趣仍未減退，因為他最初給郭豫適、吳小如先生寫信，所問都是紅學相關的問題。“今日又收到郭豫適先生信，見到了前輩學者謙虛的胸懷，極感動。弟亦要求上進”（1996.3來函），而吳小如先生在答覆他俞平伯的問題後，又介紹施蟄存先生給他認識。1997年夏他南來廈門之前，特地去上海愚園路謁見了施老，施老要他遍讀唐五代北宋詞做根基、又囑他注意整理鄉邦文獻，因為1941-43年曾在長汀廈大執教數年，還囑他到廈門後多拍些廈大的照片看看。“日前得吳小如教授函，複印黃君坦資料來寄，又有照片附來，老輩提攜後進，真不遺餘力”（1997.12來函）。
在此之前，他已開始醞釀為龍榆生編撰一部年譜，尤其是因他大二頭上時，“多日前弟得龍榆生氏主編之《詞學季刊》一套，花四百圓方始買下”（1996.10來函）。給我的信中也越來越多提到各種要求：起初他對日本學者的方法感興趣，要我幫忙統計白石詞中色彩及音樂用語（因為他知道我最喜白石詞，日後用作筆名的“維舟試望故國”就出自白石詞），之後漸漸要我幫忙搜尋抄錄龍榆生先生在廈大期間的文章資料、問我新買的《陳寅恪詩集》中1961-62年間有無關於龍氏小五柳堂的史料，如此等等。到1997年9月，他來函正式告知：“近來搜羅龍榆生資料，其人投靠汪偽，又為一代巨匠，頗值研究，弟欲為撰一年譜，餖飣之業，聊遣時日，漫托心思而已，本不足詳觀細論。”兩個月後他又來一函：“近輾轉與龍沐勳先生公子龍廈材聯繫上，如此可望於材料上有所突破，年譜成功有望。因作百年來詞學研究者小傳，整日屑屑為生卒年、著述等考訂，頗乏趣味，時有不耐感……近日南京天氣頗壞，或雪或雨，被困高樓之上，每日木木而已。”他平常最耐枯寂，此刻想也是用力太勤，用他自己的話說，“弟之龍榆生年譜，殺青無日。各方面提供材料越來越多，有應接不暇之勢。”（1998.3來函）這段時間，他假期回滬也會去拜訪龍廈材及龍氏門人錢鳴瑛、徐培鈞等。從少年時讀《唐宋詞格律》起，他對龍榆生先生一直深感興趣，那時真是進入到龍氏的生命中去了，故而得到龍氏後人全副相托；而龍氏的某些側面，恐怕也激起他同感——和他一樣，龍氏也體質不好，又有八個子女，一度四處兼課，苦苦維持而又治學不怠。當時有人著文說起龍氏只是“文化漢奸”，和我談起時他說此論很“迂”，對當事人的處境實在體察太少。
到大三將盡，他編撰的年譜終於大抵完工，寄給吳小如先生後，與他通函多次的吳先生原先一直以為他是青年教師，此時才第一次知道原來這是他大三的學年論文，“我不禁驚詫，以這部《年譜》的功力而論，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學的博士論文也未必能達到這個水準。甚至有些但務空談、不求實學的所謂中年學者也寫不出來，因為當前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這種枯燥與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吳先生的這段評語使許多人都知道了張暉這個名字。到2001年這部年譜終於脫稿出版，成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以至於當時有人說“南大文強班出了一個張暉，辦得也就值得了”。
不過這部年譜的寫作也使他越發感受到生活的壓力，儘管張宏生先生等都在為他徵集材料，但“大批書無法借閱（或新出版，或手稿影印、未刊稿之類），只能自己購買，經濟上不堪重負。學問須金錢鋪路，誠多體悟矣”（1998.3來函），以至“七月弟亦擬實習，生存壓力極大。弟家中經濟狀況大不如前（家父已辭職）……為之苦惱已久，胸中仍無主張……若放棄學術，就此工作，則弟真有所不願。然置身塵網，有何可言。今日方知晴雯之可貴”（1998.5來函）——他提到這一句，是因為高中時，我最喜歡的紅樓夢人物是晴雯，而他最喜歡的卻是秦可卿。
在此之前，為了買書他已很長時間節衣縮食，極感拮据。有一次和我在上海漢學書店看到《藏園群書題跋》，標價28元，他取捨不決，便對我說：“來，剪刀、石頭、布，我贏了就買。”結果他輸了，便沮喪地把書放回書架。那時原本早已約好1997年夏他們幾個老同學來廈門遊玩，在出發前三個月，他來信說海燕和楊敏早已打工籌措盤纏，他不能不來，“否則，將藉口鈔票短缺，不擬南行。”那時海燕信上也說：“（暉）也在努力省錢，據他自稱現在連書都捨不得買了（這一點我是比較懷疑的），估計到最後能省下兩三百塊錢，聽他的口氣似乎是綽綽有餘了。若是如此的話，我們大概也就只能坐坐521次[慢車]了，而他，也只能靠游泳去鼓浪嶼了。”最後能成行，也確實幸虧了楊敏早有準備、又慷慨解囊。
那年夏天臨南下前夕，不湊巧遇山洪爆發，福建出省唯一的鷹廈鐵路嚴重塌方；他和兩個女生一路換乘三種交通工具（先坐火車到上海，換輪船35小時到福州，宿一夜再坐7個半小時大巴到廈門），舟車勞頓，在三天後終於抵達廈門。在此之前，我大學同學聽說他們百折不撓坐船也要南來，都說他們“簡直是瘋了”。見面後他說，他們南下，主要是想看看我在廈門過得怎麼樣，說得我一陣酸楚。那幾天，四個人在廈門過得極愉快。在空蕩蕩的校園裡四處走走，在鼓浪嶼上懶洋洋地，一個個竟在鄭成功像（那時我們發現這尊雕像很像高中的班主任）下睡著了。黃厝海濱那時還根本沒有遊客，仿佛海天之間只有我們這幾人在。他脫了鞋，起初穿著襪子在沙子上走，被楊敏嘲笑後脫了襪子，小心走到齊膝深的海水中，忽而興奮得大叫一聲，我們不明所以，都大笑起來。
也是在那一次，我在廈門的草坪上第一次聽到了張霖這個名字。他說她的詩寫得真是好。這次南來，張霖叮囑他帶幾朵廈門的鳳凰花回去。臨走那天，我們站在凳子上，把樓下最後兩三朵殘餘的鳳凰花剪下夾在本子裡。不久，他在來函中越來越密集地提到張霖的名字，到大三暑假，他給我看了張霖畫的一幅“新兒女英雄傳”，畫著他們倆；畫上的他捂著胸口，因為那時他有胃病。張霖對他無微不至，後來我開玩笑說她是“年度最佳飼養員”，他慢慢胖起來似乎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