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鹿行空

平生風義兼師友——懷念張暉

(下) 

                                維舟（作者系張暉同學兼好友）

那時我已畢業工作，在一家外資公司不辨晨昏地勞作，內心煩躁得幾乎看不下任何書。我們平常的交談漸漸地更多變成了對各自生活的關注，而非學術議題的討論。到他研一快結束時，他來信說決定有機會去香港繼續讀博士，“我過去太過拘束，信心也不夠，現在我想憑自己的實力，無疑是同輩裡的優秀人材，故要多爭取機會，開拓自己”（2000.4來函），兩年後，這終於成為事實。

大約也是在那段時間，他開始關注近代的女詩人、女詞人。他那時曾屢次在滬拜訪張珍懷先生。另一方面是因施蟄存先生早先囑他關注鄉邦文獻，要他有機會校點《施淑儀集》；湊巧的是，龍榆生長子龍廈材的夫人正是崇明女詩人陳乃文（也是施淑儀女弟子）之女。他曾說自己祖上是在徽州的帳房裡做的，但落籍崇明早已有十幾代人，自然對崇明感情至深；在高中時代我們就曾注意到崇明島在明清時代係屬長三角一帶相當文化欠發達的地區，大三時他和我信上說起“吾鄉文風不振，甚可悲也”。這份持久關注一直未變，直到去年夏天他還特地回島，與縣誌辦約定陸續推出“崇明鄉土文獻叢刊”，初定第一批書目是王清穆、陳乃文的集子，他事先跟我打招呼：“這樣的活吃力不討好，通常沒人做，交別人又不放心，你到時也認領幾本吧。”

我雖然也一直關注這些，但內心也有嚴重的幻滅感。有次和他說：“你說花這麼大精力，如獅子搏兔，可有多少人會認可、珍視？”他說：“你是覺得我關注的都比較冷是吧？可是冷板凳總得有人要去坐。有一次，在南京書市，聽到旁邊一人詢問《鐘嶸詩品研究》，很內行，讓我心頭一震，那本書只印了不到一千冊，遠不如《禪與詩學》暢銷，可是張伯偉先生親口說，在自己作品裡他更重視前者。這樣的讀者就是我們的希望，哪怕很少，也夠了。”他說，我有時覺得這是個末法時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東西留下來，要相信會有人看得見，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大學畢業前夕，我也陷入了愛情。第一次帶Suda去和他們見面，是在老同學的交大宿舍裡。地方局促，不得已他和張霖坐在床鋪上，我們幾個則坐凳子。Suda稍有些拘謹。張暉轉頭笑著拍拍張霖的手背說：“他們都坐凳上，就我們坐床上，好像他們是來鬧洞房似的。”一時哄堂大笑，氣氛隨之緩解。事後他私下說，他其實原想給我介紹一個北京女生，到時“我們一起去北京”，但慢了一步。現在看到我們開心，他也很開心。我知道他對我仍未放棄，雖然那時連我自己都幾乎已放棄了自己。
    那些年見到我，他還是照例會說：“你不讀研，實在可惜！”後來改成說：“你養活自己後再讀也好。不過最好快些，再過五年，很多領域的空白恐怕也填上了。”又後來則問：“你打算幾歲重新讀書？”我說，到三十歲再決定，有點積蓄我會更有安全感。他難掩失望，說：“多少錢都不能帶來絕對的安全感。你生活越來越優渥，便越來越難放棄。”他說的是對的。四五年前在北京小聚，他又問：“你還要考研嗎？”張霖在旁說：“考什麼呀，人這樣不挺好？”他笑了笑說：“你晚幾年也不要緊，到那時來做我的博士生好了！”張霖說：“越說越孩子氣了。”但我覺得他是認真的。從高考結束的那一刻起，我們就漸漸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這種歧路之感，無時不籠罩在我心頭。在大學畢業前夕，張霖寫信給我說，人生本有不同可能，“我真不認為你的生活和他的選擇有什麼本質的不同。暉的運氣並不比你好，你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嘗試和選擇，而暉繼續下去，就是無路可退了。如果成功了，他與現在不會有什麼大的不同；如果不成功——你有無看過哈代的《無名的裘德》？那是太過淒涼了，雖然這樣的人生很有些悲壯的味道。”話極實在，但或許我就是因為常有為自己留後路的想法才瞻前顧後，而做學問，有時是不能給自己留退路的。
    他自然也有鬱苦的時候。1997年秋，就在他第一次來函告知我要撰寫龍榆生年譜後，他忽又接了一段“年來劄詞，了無心得，可悲。施蟄存老囑遍讀唐五代北宋名家詞，吾意縱通讀一過，又如何？不如做些花巧活兒，沽名釣譽。此氣話，但讀書過累，又無人作伴，不免有些胡思亂想。”只是這些念頭閃過之後，他依舊向前。有次和我歎息，校點一萬字才十塊錢稿費，話鋒一轉，他又說，這也是最練基本功的，“天下多少聰明人，千萬不可存僥倖之心”。有時稍有鬆懈，又惕然警醒，因“伯偉師極刻苦，弟無偷懶之理”，一次“開學甫始，伯偉先生特地找談話，反復叮嚀英語要狠抓。弟赧顏無以為報，深愧有負師恩”（1998.3來函）；而“宏生師亦耳提面命”，一次批評他浪費心力於旁務，要他致力研究“經學與文學的關係”。
    在南京的七年，除了獨學無友之感，他生活上總體過得很愉快，尤其是有張霖為伴的後四年，雖然剛起初他也曾私下說，談戀愛後愈發拮据，不過張霖高興就好。也正因南大是這樣一個伊甸園，結果與外界落差很大，臨畢業時不免有種“趕出園子去配人”的感覺。多年後張霖說：“我比他好，因為我去中山大學，比他幻滅得早。”張暉那時則去香港科技大學師從陳國球先生，那裡的學術環境也很單純，在香港的三年半在精神生活上是他相當愉快的一段時光。並非不重要的是，物質上也空前緩解，因為那時他每月有一萬五千港幣的獎學金。2003年時我的薪水才及此一半，他電話裡得意地說：“你看，讀博也能賺錢，比你工資高吧？哼！你也來讀吧！”
    香港時期也是他學術視野發生變化的一段時光。但正如他寫龍榆生紮根於高中時的積累，香港時的變化也來自南京時期。他原先用力最勤的是詞學詩學，但大二時隨卞孝萱先生習詩文互證之法，施蟄存先生又叮囑他“必先求博，後求深”；最重要的是，南大文強班開辦的宗旨就是打通文史哲（因而張宏生先生囑他注意經學與文學關係），加上香港時期導師陳國球研究的是文學史，遂使他逐漸思考“詩”、“史”、“文”這數者之間的關係，這或許也是他博士論文以“詩史”為題的來源。

多年後有一次，他向我感慨，“真的‘詞乃小道’啊”，還是要跳出去看更大的世界。另一次又若有所思地突然來了一句：“歷史畢竟還是淺。”在他看來，人最深的感情還是得以文學來表達。何謂文學？一切文字皆可為文學，但具文學性才能深深地展現人性。文學不是一個狹窄的學科門類，乃是彌漫於文字世界的一種方法。他說，這其實不是新想法，中國古人就是這麼想的，他們眼裡的世界是一個文學化的世界，紅樓夢中人就是通過詩文來欣賞自然，自然本身無所謂美不美，但再現它的文字就美了。你把左傳、史記當散文來讀，它們也就是散文；《詩經》是“詩”還是“經”？詩史是偏重“詩”還是“史”？文學史是偏重“文學”還是“史”？他雖然學習詩文互證、文學史，但他反對就文學史而說文學史，尤其反對把文學僅僅當作文獻、文本來讀（這一處大概受到他少年時致力紅學時所見），歷史大背景、思想史確實須知道，然後再以文學眼光解讀文學，讀出不同的內涵來。
    那時我們漸漸開始感覺看不見對方的生活。2002年左右，我開始在網上寫一些諧謔短文；有次回來，他讀後哈哈大笑，隨即說：“少寫點吧，寫多了筆會滑掉。”在此之前他也批評過我的詩詞“兄作輕靈有餘，穩重不足，才子積習也”（1997.4來函），雖然不時也有肯定，不過他通常是個嚴厲而坦率的讀者。大致也是那時，我說起想把金庸武俠小說畫成歷史地圖，他大感興趣，極力鼓勵我寫下去，我說：“這也就博人一笑，似乎也沒什麼意義。”他笑說：“有沒有意義不是作者說了算的。”我後來寫的有關武俠的劄記，最初就是來自這一想法的副產品。高中時我們都曾對武俠小說感興趣，有時開玩笑都用到其中典故。一次他來函說到“事情慢慢來，總有大功告成的一天（我想起了韋小寶和雙兒，不敬不敬，一笑）。”去年和他說起沈書枝的文字讓人想起在鄉下的時光，“她還是你們南大中文系的”。他說：“哦？是誰的學生？”我說是馮乾。“原來是馮乾的學生，哼，要是下次見到，快叫師叔！”他叉腰假裝出惡狠狠的樣子。因為馮乾和他都曾師從張宏生。我笑說：“你怎麼一副南海鱷神的樣子？”他繃不住大笑起來，搖頭說：“我們這行規矩最多。”
    那幾年，從經濟和事業上說，我的生活逐漸安穩和好轉；然而從讀書的角度來說，則日漸進入到了谷底。到2004年夏，回頭一望，身後是一段長達九年的荒蕪。也是在那時，他告訴我開始寫博客，記寫短劄。由於太忙，他在blogcn上的博客沒持續多久，卻意外地給我的人生造成深遠的影響。在此之前，我一直覺得博客僅僅是日記私事，甚至Suda去流覽別人日誌我還嘲笑她在偷窺別人生活。至此我忽然意識到博客可以有別的寫法，於是在他開博之後不到十天，我也開了一個。不過起初仍未認真對待，有次跟他說，寫博也就是抖個小機靈，誰會花超過兩個小時去寫一篇博客？他笑了笑說：“那你也可以抖大機靈、花兩小時以上去寫，又沒人禁止你。”
    不久我寫了一篇《文人旨趣和姜夔詞的地位》，大意謂姜夔“清空”的風格及其地位之高，實上與整個文化的內省化有關，因為這種“變實為虛”普遍見於各藝術領域，以往僅從文學而論是見樹不見林。他留言道：“看到很多閃光的思想，不過寫論文寫慣了，不免覺得不嚴謹。可是嚴謹的文章沒有這麼多火花啊。哈哈。你的火花多多的，我以後有空把它們來詳細證明證明。”這篇文章如今看來確實非常粗疏，即使如此，我之後幾年也幾乎再未寫過古典文學有關的文章，因為我興趣太過駁雜，此時自居為野狐禪，更無顧忌，從史學逐漸順藤摸瓜蔓延到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去，對古典文學極少再去觸碰，我們感興趣領域的交叉反而比以前少了。有次我說，我術業無專攻，隨便讀。他說：“你不是專職學者，心態放平當然也好，可是你到五十歲也這樣？術業無專攻不是藉口。”
    2005年他終於博士畢業。去北京工作時卻遇到些波折。原本一家知名大學的國學院已確定了要他，中間卻橫生枝節，他為此不得不從香港飛北京加一次面試，雖然最後還是確定要他，但他不免興味索然。恰好那時蔣寅先生帶他去看社科院，他一看裡面的書庫就被迷住了，最終還是去了社科院文學所。問他月薪多少，他笑著說：“你猜猜看？……兩千。”文學所很窮，不像語言所——語言所編《現代漢語大詞典》每年有巨額版稅收入，按當年丁聲樹先生定下的規矩，歸所裡分配。有次語言學家張振興先生就驚詫：“你們文學所這麼清苦？像你這樣博士畢業，到我們所一般月薪八千起。”張暉笑笑說：“也有人寫小說補貼收入。”老先生說：“那你也寫嘛，寫小說誰不會？”張暉笑起來：“我就是不會。”
    到北京後無處安身，夫妻倆一度只能住在張霖的教師宿舍裡。之前三年多兩人分隔在香港和廣州兩地，雖然不算遠，但總不是一個城市。然而回京不久，張霖被學校調去韓國教對外漢語，一年後她剛回來，張暉又去新加坡做訪問學者，而新加坡回來後不久又去了臺灣“中研院”讀博士後，直至2009年初才因給祖父奔喪而回來。他也不喜歡聚少離多的日子，但他說，出去一是開拓眼界，二者對紓緩經濟壓力也不無小補。2009年5月他們本科同學十周年畢業聚會，他一度還不大想去，因為覺得這些年沒混出什麼樣來，羞見師長。
    不過他的大量作品也正是在這時開始醞釀的，包括他未刊稿在內的十本著作、整理集子中，倒有三分之二是在2010年之後的三年多裡密集地出版和寫成的。如果不是此前的積累，很難設想這樣的產出。蔣寅先生曾公開說：“張暉是世界上最好的助研”，可他儘管是“最好的”，多年來卻仍然一直是“助研”。另一次所裡領導說“張暉過來，是文學所的福氣”，也不免招來物議。一次與碩士導師張宏生先生重逢，張先生贊許自己的學生是當代優秀青年學者，他苦笑道：“人人都這麼說。”
    在北京的這最後四年，他過得並不輕鬆。他雖然也做古籍校點和文獻學意義上的整理，具一流的文獻整理功力，可他卻懷有一個日漸增長的“異類”抱負：不把古典文學視為已死的文本、文獻，而是仍具有鮮活生命力的、能感受當時人呼喊與悲喜的文學。作為一個自幼自尊心極強的人，他對自己遭受到的誤解難以超然，相反，他內心久久難以平息。
    去年春，我到北京出差。他聽說我從未去過頤和園，便陪我同去。那天春光明媚，天清氣朗，昆明湖邊遊人如織。他指著一處地方說：“王國維就是從這裡跳下去的。”我說：“怎麼也沒立個碑？”他說：“立了又如何？記得的自然記得，不記得的立了也沒意義，如果只供遊人擺個pose留影，還不如沒有的好。”一路望佛香閣走去，他問我孩子好不好，然後說：“你也不會再考研了吧？”見我語塞，他黯然說：“等下一代吧。”在多風的山頂上，說起少年往事，那時我們還在人生的分岔口，他說：“你知不知道蕭伯納有句話？‘人生有兩大悲劇，第一是你想得到的東西沒有得到，第二是你得到了’。你大概就是第一個悲劇，而我則是第二個悲劇。”我隱隱有些不安，說：“你怎麼了？”他說：“你不在其中，很難體會的。”我默然片刻，說：“求仁得仁又何怨？我跟你換吧。”他說：“是啊，無可抱怨，不過，要換也要等下輩子了。”他眼望著昆明湖上空，神情蕭然。直到讀到他的遺作，我才知道，我所看到的明媚春光，在他眼裡卻是“無聲無光”。一年後，在他逐漸變冷的身體前，想到這份遲來的理解，我一時有淚如傾。 

三個月前的隆冬，他到上海開會，說想來我家看看。我得知他日程很緊，從復旦到我家要橫穿整個上海，就說不如我去見他，他在電話裡笑著說：“你以為我要見你？我是要見見小毛。還是我過來吧，這麼冷的天別凍著孩子。”他跟孩子玩似乎頗有一套，小毛很快跟“老灰叔叔”熟了，要拉著他蹦蹦跳跳。他笑笑，坐在沙發上有些乏力。我問：“這幾天開會很累吧？看你也沒睡好。”他說：“嗯，最近事太多。”我說：“那就推掉點吧，一年年紀一年身，別那麼拼了。”他笑笑：“趁年輕時能多做點吧，免得老了後悔，你不也是這樣？”
    他帶了一本新出的《中國“詩史”傳統》，是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大量改寫後出版的。他淡淡說剛評上了副研究員，這是對他成績的認可，但職稱常常也並非只是單純對學術成果的認可。他走後，張霖說起張暉出了七八本書，希望能給他個榮譽，我聽到有人躊躇著說：“年老的學者身故，這比較容易；年輕的就有點難。”那時《龍榆生全集》也基本編完了，還有另一本待出的《無聲無光集》、南社的一堆事（他是南社秘書長）、《文學遺產》的編輯工作，陳乃文的集子等崇明那邊確定後也要提上日程了。不過那次他並未提及自己已經在著手寫的另一部傾注了大量心血的作品：“帝國三部曲”，第一部是《帝國的流亡：南明詩歌與戰亂》。自高中時代起，他一直對明末清初的那段亂世感興趣，在中研院的博士後研究的又是明末清初的錢澄之；他近年在南社任秘書長，而南社本身正是起於清末時對南明史料的重新發掘——龍榆生一脈的詞學其實也是清末才復興的，皆與時代密不可分。事後我聽他在北京的至交曾誠說，其實這才是他真正想寫的東西：他要在那個宏大的背景，用文學的方式來解讀文學，把握當時人們的內心世界，詩詞能更多層次地展現其情感的豐富性。草擬中的第二部則是《帝國的風景》，試圖將原先被視為毫無價值的康熙、乾隆與臣下的酬唱詩歌中見到政治世界的心跳——這大概是被北京這個城市鍛煉出來的敏感。第三部《帝國的記憶》則還只有初步構想。
    在整個春節裡，他都在趕這部《帝國的流亡》，他想趁假期的時間把它做完。白天有孩子無法安靜，他因而一連數日都在通宵幹，把整個夜晚變成了自己的工作時間。家裡人誰都勸不聽，他媽勸他休息，他便說：“你別煩，我知道的啦。趕完這一陣就好了。”後來張霖說，做南明文學不祥，滿紙都是流亡、戰亂、死亡，今年又是他的本命年。
    在最後這半年裡，他可能久已感到疲累。積勞積鬱。如他書房牆壁上的那幅字所言，“何以解憂，惟有讀書。”他在這段時間裡經常感冒發燒（事後才知是白血病侵蝕體質引起的），但他並未當回事，張霖勸他歇息，他說：“感冒咳嗽又不是大事，一陣好一陣不好，有什麼大不了的？”雖然他也曾牢騷說“多做多錯”，但事實卻是給自己堆了越來越多的任務。
    這半年裡家事也頗紛繁，包括換房導致的曠日持久的糾紛，雖然結果尚算合意，但過程著實漫長而痛苦（換房後只換了門，沒錢裝修，因而病因不是甲醛）。而他，卻並不是一個善於卸掉自己負擔或發洩出來的人，而會選擇藏在心裡，為了紓緩房貸壓力，還做了許多額外的工作。在出事前夕，他校閱完了《無聲無光集》最後的稿子，和張霖略微牢騷了句，說自己近來出的兩本集子封面都太素淡，為什麼古典學術的書封面一定要這樣？他喜歡“洋氣”一點的。我後來還說，既“無聲無光”又“洋氣”，那不就是悶騷了？張霖說，沒錯，他就是悶騷。
    3月8日，星期五。這天早上起來，張霖發覺他臉色有些灰暗，嘴唇有些發黑，問他是不是不舒服？他依然說沒事，第二天還去參加個重要的研討會。但那天他沒和張霖同床，說怕感冒傳染了她——可能他那時已相當難受，但還是撐著；而張霖那幾天因為也忙著家事和上課，又有誰會往最壞的方向去想？到3月13日一早，早晨起來張霖看到枕巾上有血，問他怎麼會事，他說是牙齦出血，繼而感到腿也有些僵直，起身後發現看東西也有點花——實際上是眼底出血。因為張霖那天要趕去上課，他自己去看了眼科，醫生檢查眼睛的結果認為無礙，靜養即可，那時他還很高興，因為終於可以休息一陣子了。
    3月14日週四，一早起來後他感覺疼痛難忍，問他是哪裡疼，答是“渾身疼”。到下午突然昏迷。送到人民醫院，已是晚上六時許。他雖然有些不支，但還能自己走進去；但很快他就走不動了，找了輛輪椅來，結果在輪椅上都坐不直，整個人都癱軟下來。張霖呼喚他的名字，他虛弱地說：“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這是他生前說出的最後一句話，他到最後一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
    推進重症監護病房，躺下後不到五分鐘，他就開始渾身抽搐，顱內出現大面積彌漫性出血（DIC，這是急性白血病的併發症）、皮下出血。雖然血量並不大，但因為是在最關鍵的腦部，血進入腦室後形成腦疝，壓迫中樞神經，遂迅速引起呼吸衰竭，陷入深度昏迷。此時唯一的辦法是開顱釋放壓力，但因為是急性白血病，他體內血小板很低，又是大面積彌散，冒險開顱的最好結局也只是成為植物人，不像內臟出血還能撐幾天。由於在腦部，衰竭極快，僅兩個小時，醫生已診斷他腦死亡。那時他父母和孩子都還遠在崇明島，他原說3月底到杭州開會完再接他們一起回京。
    3月15日 15:02我趕到醫院的時候，正遇到北京兩個腦科的頂級專家在會診，結論和前一天晚上所得出的一樣：腦死亡，已無進行手術的意義。我看到他如此無助地躺在重症監護室狹小嘈雜的走道邊的病床上，一雙手仍然溫潤，但指甲已失去血色。除了皮下隱隱的血斑、嘴角的血跡和插滿的管子，他看起來似乎僅僅是在熟睡，只是無法再醒來。曾誠對我說：“我感覺非常的不真實，那個插著管子的人不是我認識的張暉。”這像是一場不現實的噩夢。而它竟然是真的。張霖靠著我哭著說，我可怎麼辦啊。我拍拍她肩膀，語無倫次地說：“節哀，節哀，說不定還有希望。”轉過身面對著牆角，我淚如雨下。
    他父親來時，哭喊著他的名字，他似乎知道親人趕到，堅持的最後一口氣鬆懈，螢幕上的脈搏從150多次驟降到40多。他的生命體征愈加微弱，雖然胸腔似乎還在起伏，但那已經不是他的呼吸，只是呼吸機所呼入的空氣。他母親趴在他身上哀哀痛哭“心肝啊，我的心肝”——對旁邊許多人來說的這種無法理解的方言，在我耳中則是一位母親最痛楚的呼喚。下午16:26，他的心臟也永遠停止了跳動。他累了那麼久，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了。
    那一瞬間，我感到自己身體的一部分也跟著死去了。
    才兩歲的張貞觀在病房門口也大哭起來。他還不大懂，說要回家去。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