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文论清初三儒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李瑶       

 



      清冷阴沉的雨天似乎更容易引起人忧郁的情绪,伴着蒙蒙细雨,周志文教授如期走进老地点,以其独特的方式传递着传统文化。周志文教授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在职教授,对明清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在讲座开始前他说:因为今天是雨天,让他想起小时候,家乡曾有过连续40天下雨没停过的现象,家里连被子都是湿的,因此他不喜欢下雨。周志文教授说,多雨的地方容易塑造人忧郁的性格,说到这儿,他自然联想到了自己的少年生活是非常苦难的: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年丧父,随母亲和姐姐移居台湾,不久母亲去世,后又受到当地人排斥,生活也贫困潦倒……所以周志文教授说他对苦难的人尤其敬重,因为他们的人生有厚度,对这个世界、对人情上最幽微的地方怀有怜悯之心。


 


      在正式讲座之前,周教授给我们推荐了李渔的《闲情偶寄》。有人批判这本书,说它“轻薄、不够庄重”,因为按古代的正统思想,似乎这是一本闲书,比如,其中的颐养篇就是讲如何在生活中得到快乐。但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看似轻薄的闲情逸致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本质吗?清初有个人叫康海,字对山,他建了一座小木屋,屋子的窗户正对着北邙山(坟场),别人都很不解,问他:“你每天打开窗户就看见坟场,你还会快乐吗?”他回答说:“正是因为每天都面对坟场,所以不能不快乐。”


 


    是啊,真正的大智,真正的大儒,聆听他们的声音,总会让人深思许久。就如他们——清初三儒——


 


一门师友 冷风热血 洗涤乾坤


                                        ——黄宗羲


      语言有神韵,人有光彩。古语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黄宗羲与其父都是东林学院的重要人物。我们现在称他们为东林党,其实在当时,他们决不会自称为“党”,只是因为他们的一些政治观点触犯了朝廷,朝廷才称他们为“党”。但我们应看到他们是一批知识分子,一批优秀的学者。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东林精神,黄宗羲归结为这十二个字“一门师友冷风热血 洗涤乾坤”。


    黄宗羲年轻时性格比较奔放,也比较冲动,其父就让他去跟一个老师求学,这个老师就是后来对他影响非常大的刘宗国。刘宗国的人生格言是两个字——慎独。他深深影响了黄宗羲,让黄宗羲不再那么桀骜不驯,变得虔诚了许多。


      黄宗羲整理了一部重要著作《明儒学案》,它可以说是我国的第一部学术史书,研究明朝历史不得不看的一本书。黄宗羲在开头很大一部分引述了他老师对明儒的看法,以表对其老师的景仰。黄宗羲在这部书中对明代各儒思想核心的把握之精准,让周志文教授深感“读书有间,眼力之高!”


 


      黄宗羲有一本文集叫《南雷文集》,里面的文章见解独到,文采斐然。由于黄宗羲对学问的谨慎,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光是为《明儒学案》写序,他就不知增删多少次,在临死前还改了一遍,这种对学问的至高追求,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


深山中隐藏的智者


——王夫之


        王夫之,字船山。王夫之对后世影响之大与其著作之多是分不开的。其实在民国之前,清初三儒是指黄宗羲、孙奇逢、李二曲。后两个人在当时都是影响非常大的北方儒子。他们不注重著作,看重身体力行,在当时通过讲学,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了一大批学子。只可惜著作较少,被后世了解得也就比较少了。


      王夫之著作非常多,见解也非常独特,而且他的人生也不寻常。王夫之曾经在明亡之时,短暂的、小规模的参加过反清复明,失败后,由于害怕清军追捕,他就带着书躲进山里,再也没出来,一直到死。三四十年间,几乎没怎么和人来往,完全与人隔绝,是一位典型的闭塞型的作家。就连著作用的纸,他都不让人给他送来,都是在晚上,偷偷到集市上捡别人丢弃的账本,然后翻过来使用。但就是这样一位“胆小如鼠”,与世隔绝的人一生著作等身,且见解独到、深刻、广博。


 


      王夫之既是经学家、史学家,也是文学家,对政治也很有自己的见地,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哲学著作也很多,也很深入,被认为是最符合西方意义上的真正哲学的。政治方面的《黄书》也是后人研究政治观点的一个重要材料。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带有偏激的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他坚持排斥满洲。在他看来,满族不是他的同类,就像鸡、狗不是我们的同类我们就可以杀了它们一样,杀了入侵的满族,也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种族意义上的排外,他还是第一人。


    文化应该多元化,不能说不同的观点、片面的观点就不深刻,就没有价值。


 



——顾炎武


        顾炎武,字亭林。顾亭林有一本文集,里面有20多篇书信,叫《与人书》。为什么叫《与人书》?而不直接写出收信者姓名呢?因为这些人都是他看不起的人,信的内容都是他对这些人的责骂,所以没写他们的名字。但骂归骂,却“骂”的字字珠玑。


 


      顾炎武著有很多有影响的关于地理方面的书,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历史帝王宅亲记》《昌平山水记》这些书虽是考察山水的重要著作,但他的创作意图却是为了寻找合适的“根据地”反清复明,所以在他的字里行间就会透露这种思想,也因此这些书在清朝一度被禁止。


 


        顾亭林有这种思想是与他的身世是分不开的。顾亭林年少时很有豪气,与归有光的族人归庄年少轻狂,无所事事,是当时小有名气的“混混”,人们称他们为“归奇顾怪”。1645年清军占领昆山后,王太夫人(顾亭林的母亲)绝食而死,以死殉国,死前对顾亭林告诫这一辈子都不得做清朝的冠。这给了顾亭林很大的冲击和鼓舞,从此折节向学,周游天下,潜心创作。


        与王夫之的闭塞不同,他周游天下,做学问注重考证,后人将他的学问称为“实学”或“朴学”。这种学问对清朝影响很大。清初考证之学一度是最重要的学问,当然这种学问的盛行与清朝的文字狱也是密切相关的。


 


      顾亭林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日知录》。这本书如果有十万字,其中就有八万字都是抄书,另外两万字是自己的注解与见解,这些注解也是绝对可考可证的。为什么抄书占这么大比例呢?因为顾亭林的祖父一直教导他“著书不如抄书”。抄书,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抄书首先要博览全书,要抄得正确、抄得系统、抄出精华,这不靠个人深厚的文化积淀,是抄不出优秀的书的。因此,虽为抄书,实则是他引经据典,更上一层楼。


 


      顾亭林诗也写得很好,他的《亭林诗集》也有人专门研究。他成就之多,称之为大儒,毫不逊色!


 


      清初三儒,三人性格完全不同,却都有着蓬勃的人生张力,在时隔几百年的今日,依旧闪耀着他们的人生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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